数字储能网讯：COP30试图将全球气候治理从规则制定推向实质落实，并首次将生态红线与能源转型置于同等重要的战略高度。

当地时间2025年11月10日，第30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30）在巴西贝伦召开。

2025年11月，在亚马孙雨林的门户——巴西贝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十次缔约方会议（以下简称“COP30”）落下帷幕。作为《巴黎协定》签署十周年的里程碑式会议，本届大会被赋予了“行动COP”与“自然COP”的双重定位。

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九次缔约方大会确立的全球气候融资框架基础上，COP30试图将全球气候治理从规则制定推向实质落实，并首次将生态红线与能源转型置于同等重要的战略高度。经过两周的艰苦谈判，各方最终达成积极平衡的一揽子政治成果，展现了团结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决心，为未来十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及其《巴黎协定》的实施注入了确定性和正能量，并在自然保护与适应资金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大会还结合全球新议程顺应广大发展中国家呼声，首次决定在公约进程内举办有关单边贸易措施对话，并建立公正转型机制，具有里程碑意义。

但在核心的化石燃料淘汰议题上，参会各方分歧仍难以调和。这不仅是一场关于气候责任分担与利益分享的博弈，更是一次在复杂的国际地缘政治格局中，试图平衡雄心与现实、生态与发展的艰难探索。

NDC 3.0版本诞生

2025年的贝伦大会不仅仅是一次常规的年度缔约方会议，其还承载着《巴黎协定》签署十周年的特殊历史重量。根据协定及相关大会决议要求，各国需要在2025年提出新一轮到2035年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即NDC 3.0版本。这被视为人类社会实现《巴黎协定》长期目标的关键窗口之一。

科学评估显示，若要实现《巴黎协定》确定的全球温升控制目标，到2035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需要较2019年的排放水平实现大幅度削减。因此，贝伦大会成为检验各国尤其是主要经济体减排诚意和决心的终极考场。

在大会召开前夕及期间，全球主要经济体陆续公布了新一轮国家自主贡献目标。然而，单纯的数字承诺已无法满足国际社会的期待，贝伦谈判桌上的焦点迅速从目标数字的高低转向了实施路径的可信度与资金支持的匹配度。发展中国家普遍呼吁发达国家承担历史责任并明确资金承诺，强调雄心必须建立在现实基础之上，不能脱离政治经济的实际制约。鉴于此，大会最终达成的贝伦“成果包”不再局限于数字罗列，而是着重强调国家自主贡献必须覆盖全经济领域，并首次强力鼓励各国制定具体的行业转型政策，试图以这种方式弥合雄心与现实的落差，确保承诺不沦为纸面上的空谈。

中国在9月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宣布了2035年国家自主贡献目标，被公认为全球气候行动的实干派和引领者。大会成果文件最终写入“力争做得更好”，成为全球气候治理未来十年最重要的政治信号。

从技术层面来看，贝伦大会进一步夯实了《巴黎协定》第六条市场机制的相关内容，重点解决了碳市场运行的“最后一公里”问题。大会就碳排放的电子追踪系统标准达成决定以防止双重计算，并对第6.4条机制（即集中碳信用市场机制）设立了更严苛的额外性审查标准，推动市场进入规范化新阶段。随着规则明晰，瑞士、日本等国签署的多项双边协议展示了市场活力。但在肯定机制作用的同时，闭幕决议也审慎重申：碳抵消仅是提升雄心的补充手段，绝不能替代各国自身的直接减排行动。

化石燃料：去留仍是焦点

化石燃料的去留依然是本届气候峰会中最大且最难解决的议题。尽管COP28形成的“阿联酋共识”已经历史性地写入了转型脱离化石燃料的表述，但在贝伦，如何将这一政治共识转化为具体的时间表和路线图，成为“南北阵营”博弈的焦点。欧盟、小岛屿国家联盟以及部分拉美激进派在大会上结成紧密同盟，强烈要求在最终决定中明确列出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的退出时间节点，并主张停止对化石燃料项目的所有新增投资。

这一激进提议遭到了包括主要石油出口国和部分新兴经济体在内的强烈反对。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而言，能源安全与经济发展权仍是不可逾越的底线。与会代表们指出，在缺乏充足资金和技术替代方案的情况下，贸然切断化石燃料无异于经济自杀。作为全球最大的油气生产国，尽管美国此次并未正式参会，但其现任政府的立场极大影响了全球地缘政治和全球治理。鉴于美国国内政治气候的变化，特别是共和党对气候政策的长期质疑立场，以及特朗普政治影响力对国际谈判氛围的投射，美国政府在化石燃料议题上采取了相对保守的姿态，不愿在任何情况下牺牲自身的能源出口利益。

这种地缘政治的撕裂使得大会一度陷入僵局。在谈判的最后48小时，大会主席团不得不进行高强度的穿梭外交。

最终出炉的贝伦“成果包”在核心文本上不得不再次进行妥协，虽然重申了加快能源转型的必要性，但并未设定强制性的全球淘汰期限。为了弥补这一遗憾并维持行动势头，巴西总统卢拉在闭幕式上宣布启动贝伦使命，这是一个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体系内，由“三驾马车”即阿联酋、阿塞拜疆和巴西共同牵头的行动平台。该平台鼓励愿意采取行动的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自愿对接，制定差异化的能源转型路线图。这种并轨现象表明，在多边谈判效率受限的背景下，全球气候治理模式正发生转变：一方面通过正式决议确立基础共识，另一方面依靠自愿联盟推动更高目标的实现。气候资金：进展获新突破

资金问题始终是大会最敏感的问题。尽管COP29确立了发达国家带头每年筹集3000亿美元、2035年实现1.3万亿美元规模的目标，但承诺与落实间仍有巨大鸿沟。贝伦大会的核心任务是落实巴库至贝伦路线图，讨论重心从单纯的数额转向了资金的质量与可及性。

针对发展中国家关于贷款加剧债务负担及适应资金匮乏的普遍关切，贝伦大会取得了阶段性进展。各方同意简化国际金融机构审批程序，并将2035年适应资金增至每年1200亿美元写入政治愿景，这一信号为全球基础设施韧性建设锁定了必要的政策预期。

此外，鉴于公共财政捉襟见肘，撬动私营资本成为关键。大会期间，多边开发银行推出一系列去风险工具和混合融资方案，旨在引导长期资本进入新兴市场。然而，这一策略也引发了关于公共成分被稀释的担忧，业内专家认为过度依赖私营部门可能导致资金偏向高回报的中等收入国家，从而进一步边缘化最不发达国家。

此外，相较于以往的气候大会更多聚焦于工业生产和消费排放，COP30还将目光投向了广袤的森林与湿地。会议选址于亚马孙地区的贝伦市，这本身就具有极强的政治符号意义。在这一背景下，自然与气候的协同治理成为本届大会的特色与亮点。巴西政府极力推行的热带雨林永久基金（TFFF）在经历了数月的幕后斡旋后，终于在大会期间正式启动。这一机制彻底改变了过去零散的、基于项目的援助模式，转而建立一种基于绩效的全球支付体系。

该基金的核心逻辑在于承认森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的价值。长期以来，拥有丰富森林资源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着保护即贫困的悖论，即为了保护森林而放弃了开发的经济机会。这被视为全球自然资本融资模式的一次革命性突破。尽管在大会期间首批到位的资金仅数十亿美元，主要来自部分欧洲国家和主权财富基金，但这标志着一种新的资产类别正在形成。为了支撑这一机制，COP30在技术层面也取得了关键进展，特别是将卫星监测数据与资金发放挂钩，确保了每一分钱都对应着真实的森林存量。

这一成果被统筹在巴西总统卢拉提出的全球互助行动概念之下。全球互助行动源自葡萄牙语Mutirão，意为社区共同努力完成一项任务。在贝伦，这一概念被升华为处理气候危机的一种新多边主义精神，即打破传统的捐赠者与受援国界限，强调所有国家都有责任保护地球的生态屏障。

然而这一进程并非一帆风顺，在谈判过程中，关于原住民权利的保障引发了激烈的伦理争论。原住民代表担忧过度的市场化可能导致绿色掠夺，即外部资本通过控制森林资源来边缘化当地社区。最终的决议文本中增加了严格的社会保障条款，承诺将TFFF资金的一定比例直接分配给原住民和当地社区，这体现了气候正义在自然融资中的回归。

尽管COP30没有带来更多惊喜，但它在极度分裂的国际局势中守住了多边主义的底线。从巴库到贝伦，全球气候治理完成了一次艰难的换挡，从关注承诺的制定，转向聚焦承诺的落实，从单一的工业减排视角，转向自然、适应与发展并重的系统性视角。

（作者均供职于国家气候战略中心。编辑：赵卉寒）